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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建部通知：5月15日起，正式启用全国工程质量安全监管信息平台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启用全国工程质量安全监管信息平台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规划和自然资源，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交通，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山东省交通运输厅：
为贯彻落实《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7〕19号）和《办公厅转发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完善质量保障体系提升建筑工程品质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函〔2019〕92号）精神，全面推行“互联网+监管”模式，以信息化手段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大力促进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我部组织开发了全国工程质量安全监管信息平台（以下简称平台），定于近期上线启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构建一体化的全国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监管信息平台，覆盖建筑施工安全监管、工程勘察设计质量监管、工程质量监管、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等业务，支撑部、省、市、县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及有关部门履行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监管职能，实现跨层级、跨地区、跨部门间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提升监管工作效能和政务服务能力，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启用时间
自2021年4月15日起，各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及有关部门可登录平台，熟悉系统环境，试用系统功能；自2021年5月15日起，正式启用平台。
三、平台功能
平台集成工程质量安全监管业务信息系统、全国工程质量安全监管数据中心、工作门户以及公共服务门户，供各地免费使用。
（一）工程质量安全监管业务信息系统。支持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与有关部门办理各类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监管业务。
1.建筑施工安全监管信息系统。覆盖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管理、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管理、建筑起重机械管理、工程项目安全监督检查、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管理、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事故查处、施工安全监督机构及人员管理等业务，支持移动终端应用。
2.工程勘察设计质量监管信息系统。覆盖项目施工图审查、施工图审查机构及人员、勘察设计质量不良记录、勘察设计质量抽查等信息管理业务。
3.工程质量监管信息系统。覆盖工程质量监管、工程质量行政处罚、工程质量检测资质、检测机构从业人员、检测机构不良记录、各地工程等信息管理业务。
4.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质量安全监管信息系统。覆盖轨道交通线路信息管理、监督检查管理、参建企业管理、关键机械设备管理、事故及重大风险管理等业务。
5.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执法检查信息系统。支持部本级开展全国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执法检查工作。
（二）全国工程质量安全监管数据中心。按照统一的共享交换数据标准和技术规范，全面归集全国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监管信息，构建全国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大数据集合，与各地工程质量安全监管信息系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数据中心以及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互联互通。
（三）工作门户。向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及有关部门提供文件办理、数据查询、统计分析、可视化展示、事故案例分析、监管人员培训、意见建议征集、舆情监测、法律法规以及事故信息快报等支撑和服务。
（四）公共服务门户。发布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监管领域相关通知公告、行业动态、地方信息、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工程质量安全、城市轨道交通信息以及工程质量安全事故情况，提供工程质量安全监管数据和政策法规查询等服务。
四、平台用户
平台用户包含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及有关部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监管人员，工程项目建设各方主体以及相关机构、单位从业人员，社会公众等。
主管部门监管人员账号采用逐级分配方式创建。其中，地方各级部门管理员账号由上级主管部门创建和分配，其他监管人员账号由同级主管部门管理员分配。有关单位从业人员账号采用注册方式创建。
五、访问方式
（一）公共服务门户。社会公众通过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户网站主页“全国工程质量安全监管信息平台公共服务门户”链接，或者直接访问zlaq.mohurd.gov.cn进入平台公共服务门户。
（二）工作门户。监管人员访问平台公共服务门户，点击“全国工程质量安全监管信息平台入口”链接，通过平台统一登录窗口进入工作门户。
（三）工程质量安全监管业务信息系统。监管人员登录平台工作门户，通过“核心业务信息系统入口”访问相关业务信息系统；从业人员访问平台公共服务门户，点击“全国工程质量安全监管信息平台入口”链接，通过平台统一登录窗口进入相关业务信息系统。
六、工作职责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统一负责平台建设和运行维护管理，组织制定全国工程质量安全监管信息化建设相关数据标准、技术规范以及工作制度，督促指导各地做好平台应用和信息共享交换工作。地方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及有关部门具体负责平台在本地区推广应用以及信息共享交换等工作。
七、有关要求
（一）高度重视平台应用。启用平台是推进工程质量安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各地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建立统筹推进机制，研究制定配套措施和具体落实方案，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和培训，确保平台应用和信息共享交换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二）全面推进监管信息化。具备信息化监管条件的地区，要按照相关标准规范要求建设和完善本地区信息系统，提升信息系统建设标准化、规范化水平。暂不具备信息化监管条件的地区，要应用部级平台办理相关监管业务，实现工程质量安全监管信息化全覆盖。以上工作应于2021年9月底前完成。
（三）加快推进数据共享。各地要加快推进本地区工程质量安全监管数据中心建设，严格按照《全国建筑施工安全监管信息系统共享交换数据标准（试行）》（建办质〔2018〕5号）、《全国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信息系统数据标准（试行）》（建办质〔2018〕64号）和《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质量安全监管信息平台共享交换数据标准（试行）》（建办质〔2020〕56号）等标准规范要求,归集本地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监管信息，并全面、准确、及时共享交换至部级平台。以上工作应于2021年9月底前完成。要做好经费保障，合理安排经费支持工程质量安全数据共享。鼓励各地积极申请使用部级数据中心建设成果，推进在辅助政务决策、支撑履职、服务企业和群众等方面的应用。
（四）加强数据质量安全管理。各地要按照“谁提供、谁负责”的原则，对共享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不断提高数据完整性、可用性和时效性。数据提供方要加强数据采集、归集、整合、提供等环节的安全管理，防范数据泄露和被非法获取。数据使用方要加强账号管理，严格控制数据使用范围，防范泄露、滥用、篡改信息等行为。
（五）强化督促指导。各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及有关部门要建立本地区工程质量安全监管信息化建设工作机制，加大平台在本地区推广应用以及信息共享交换等工作的监督指导力度，督促有关单位和人员落实工作责任。我部将密切跟踪调度各地信息化建设进展情况。
【操作实务】设定评审因素那些事儿
如果对采购工作中的难点由难到易做个排名，综合评分法的评审因素设定应该“”。在现行的采购制度下，采购人是采购需求的编制主体，但财政部在2020年12月4日发布的《人民共和国采购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第三十七条中规定，“采购人可以自行编制采购需求，也可以委托采购代理机构或者其他咨询机构编制”，体现出对采购代理机构提出更高要求的政策导向。评审因素与采购需求密切相关，在采购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代理机构如何完成由简单的程序代理向化采购转变，协助采购人科学合理地设定评审因素是要过的关。采购项目采购标的的多样性决定了评审因素各不相同，实践中也就很难找到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分标准。本文将从采购实践的角度，探讨评审因素的设定原则和具体方法。
一、评审因素的定义
要定义评审因素就离不开综合评分法。综合评分法是指投标（响应）文件满足采购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高的供应商为中标（成交）候选人的评标方法，是目前普遍在采购公开招标和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中采用的一种评标方法。评审因素是综合评分法的评审标准中与分值设置相对应的量化指标，是将采购需求中除实质性条款外的各供应商之间存在差异但不影响投标（响应）文件有效性的、用折算后的分值体现的其他因素，一般包括技术、商务和价格评价部分。
二、评审因素的重要性
如果说评分标准是“考卷”，那么评审因素就好比“考题”。评审因素设置科学与否，关系到选择什么样的供应商，进而关系到终的采购结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是采购需求的直接体现，对供应商起导向作用。有经验的供应商能从中轻易分辨出采购人的核心关注点，如果评审因素设置不完善，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供应商钻空子。评审因素设定不合法，会导致供应商的质疑投诉或在财政部门的监督检查中被发现，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将依照《采购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八条的规定承担法律责任。如影响或者可能影响采购结果的，根据发现的时间节点，要么澄清或者修改采购文件，要么重新开展采购活动，都会影响项目进度。
三、评审因素的设定
（一）设定原则
1.相关性原则。这条原则包含三层意思。一是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例如，对于非行业规范编制项目，供应商是否参与过行业规范制定一般不与供应商所提供服务质量相关，所以不宜将参与行业规范制定经验作为评审因素。二是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相应的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对应。因为评审因素无法穷尽采购需求的方方面面，设定时既要围绕采购需求，又有所侧重，要准确反映采购需求，使其能在评标中充分体现。三是评审因素要设定在与供应商报价相关的指标上。进入评分环节的供应商，都已满足实质性要求，只有与报价相关的评审因素才能让采购结果“值回票价”。如果说前两条原则是法律法规规定的刚性要求，那么第三层意思就是使采购结果“物有所值”的深层次要求。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这条原则中的“相关”指的是直接相关。比如，拟派项目人员具有同类业绩经验与完成本项目的履约能力直接相关，可以列为评审因素；但供应商是否具有“信用报告AAA、AA”等评级，或投标文件制作的规范性等因素，与货物或服务的质量不直接相关，则不应作为评审因素。
2.细化量化原则。《<人民共和国采购法实施条例>释义》对细化量化原则有详细解释，即评分标准的分值设置与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相对应。其中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评审因素的指标是可以量化的，不能量化的指标不能作为评审因素；二是评审因素的指标量化后，评分标准的分值也量化，评审因素的指标量化为区间的，评分标准分值也量化到区间。只有将评审因素细化量化，才能大限度地限制评标成员在评标中的自由裁量权，这是保障评审质量的必然要求。实践中出现的“随缘”评审等现象，与主观评审因素没有细化分值有直接关系。另外，这样的评审因素也会让供应商摸不着头脑、抓不住，进而影响实际采购效果。
3.适度有效竞争原则。保障市场竞争、给予所有潜在供应商平等参与权是采购公平交易的核心机制，但竞争不是价格或其他单一因素的竞争，要通过合理设定评审因素，使得供应商的数量、质量和参与意愿达到适度水平，形成适度有效竞争的良性局面。评审因素要求过高，可能会导致中标后供应商履约意愿低、履约结果差；评审因素要求过低，可能会导致供应商无参与积极性、造成其他供应商恶性竞争。
（二）设定方法
1.评审因素子项设定。评审因素子项一般分为价格因素、技术因素和商务因素。技术因素一般包括对采购需求的响应程度、节能环保指标、质量性能指标、功能要求、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工艺要求、培训方案等，部分项目还有样品评价。商务因素一般包括供应商资质、售后服务、同类项目业绩、进度保障方案等涉及供应商履约能力的内容。其中关于同类项目业绩的设置，一般适用于看不见具体标的的项目，比如采购非标产品、培训服务、咨询服务等，需要通过业绩反映供应商的经验和履约能力。采购人应根据项目特点，科学合理地设定评审子项。
2.评审因素分值比重设定。价格分比重的设定要符合法律法规要求。采购工程项目采用竞争性磋商方式采购的，现行法律法规未对价格分比重做禁止性规定，可由采购人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合理确定。采购货物或服务项目的价格分比重设定，应根据项目属性、采购方式以及是否属于政务信息系统采购项目，分别符合以下三条规定。一是《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货物项目的价格分值占总分值的比重不得低于30%；服务项目的价格分值占总分值的比重不得低于10%。执行国家统一定价标准和采用固定价格采购的项目，其价格不列为评审因素。”二是《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四条：“综合评分法货物项目的价格分值占总分值的比重(即权值)为30％至60％，服务项目的价格分值占总分值的比重(即权值)为10％至30％。采购项目中含不同采购对象的，以占项目资金比例高的采购对象为准确定其项目属性。符合本办法第三条第三项的规定和执行统一价格标准的项目，其价格不列为评分因素。有特殊情况需要在上述规定范围外设定价格分权重的，应当经本级人民财政部门审核同意。”三是《政务信息系统采购管理暂行办法》第九条：“政务信息系统采购货物的，价格分值占总分值比重应当为30%；采购服务的，价格分值占总分值比重应当为10%。”
非价格类评审因素所占的比重应该切实反映采购人对各指标的关切程度，可以通过排序法确定比重。排序法指将各指标按重要性、采购预算占比和供应商差异程度等按由高到低顺序排列，并按此顺序由大到小赋予相应分值。例如，某信息系统建设项目硬件产品费用占比高，则硬件的性能和质量将对采购结果起到决定性作用。那么，对硬件的评价就排序，应赋予较大分值，相比而言排序靠后的系统集成方案和售后服务能力等指标就不是评价。此评分标准给供应商传递的信息也是要在产品选型上下功夫，这也符合上文提到的相关性原则。
四、评审因素设定中的非典型错误
将特定行业业绩、供应商的规模条件、资格条件等作为评审因素的典型错误，好比评审因素设定中的“雷区”，在采购法律法规、财政部发布的采购指导性案例以及各级采购管理部门制定的负面清单中，都有细致的规定、明显的警示标志，本文不再赘述。除此之外，笔者通过查阅大量公开发布的采购文件，发现并总结了采购实践中的一些有隐蔽性但又常见的非典型错误。采购代理机构的化能力，更应该体现在能够避免这类错误上。
（一）多因素混杂
评审因素应该逐一设定，逐条评价。如果各因素之间缺少层次和条理，混杂成一项，尤其是将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混为一项，则在细化量化时很容易出现错误。例如，将“投入项目人员的人数和资质”作为一个评审因素，设定分值时就需要用排列组合的方法列出两个因素的所有组合情况，无疑增加了复杂度，而且还存在总人数多但有资质的人数少，和总人数少但有资质的人数多的情况，很难判断这两种情况哪种更应赋予较高分值。所以，应该直接将投入项目人员的人数和资质分开作为两个立的评审因素更为合理。
（二）逻辑不自洽
实践中出现的“评价供应商对采购人某项工作现状或对某地信息化现状的了解程度”，表面来看供应商的了解程度与项目实施相关，但却存在明显的逻辑问题。一是供应商应如何了解这类现状。如果采购需求中没有这类现状描述，那么供应商则无从了解；如果采购需求有这类现状描述，采购人也不能在采购需求之外再向供应商提供有差别的信息，那么各供应商的了解程度也基本趋于一致，没有评价的必要。二是评委如何了解这类现状。评委由于地域关系等原因，要在评审的有间内详细了解这类现状基本不现实，所以也就无法准确评价供应商的了解程度，而且这也不是需要借助评委的知识来判断的因素。如果设置这类评分项，评委就只能“自由”裁量了。
（三）主观评审因素缺失
我国采购的制度安排是采购人、代理机构和评审共同参与、相互制衡，评审作为立、的第三方，为推动我国采购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由于还权于采购人的改革思路和评审制度在实践中暴露出的一些不足，共同导致了限制自由裁量权甚至取消评审制度的声音不绝于耳。但笔者认为不能将限制在评审中的自由裁量权片面理解为取消主观评审因素。如果评审因素全部是客观分，评审工作也就变成了简单的资料核对工作，更像“人民陪审员”，没有任何自由裁量权和决定权，这显然不利于提高评审质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资源的浪费。另外，全是客观分也更容易导致“指向特定供应商、特定产品”的情况出现。征求意见稿第四十八条中，“主观评审因素应当细化单项评审因素的分值并明确评审标准，缩小自由裁量区间”的表述，说明自由裁量区间虽不宜过大，但绝不能一刀切地取消。所以，对于需要保留主观评审因素的项目，尤其是一些服务类项目，应当给予评委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
（四）证明材料不全面
比如同类项目业绩评分项，其设定目的不仅是要看供应商会不会做，更要看做得好不好。如果业绩证明材料只提交合同，那么仅代表供应商取得了该业绩，但是无法体现实际履行情况。如果签了合同却没有好的实施效果，甚至没有如期完成，那么这类合同也能得分显然就与评价同类项目业绩的目的相悖。因此，在提交合同的同时，应该让供应商同时提交项目验收报告或用户评价资料，并且报告或评价应该有合格或同等以上的正面评价。征求意见稿第十九条，“采购人有证据证明有关供应商在以往履行与采购人及其所属单位的采购合同时，发生过重大实质性违约且未及时采取合理补救措施的，可以拒绝其参加采购活动”的表述，也说明采购制度开始将以往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纳入评价。
综上，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应当紧扣设定原则、掌握设定方法，依法依规、科学合理地设定评审因素，使采购项目达到采购质量、价格和效率的平衡，实现采购物有所值的制度目标。
人民日报：采购 多方共赢
2019年，全国采购规模为33067亿元，占全国财政支出和GDP的比重分别为10%和3.3%。采购制度不仅规范和节省了财政支出，也承担起更多政策功能，有力支持了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随着采购规范性、透明度的不断提高，对于推进预算绩效管理、促进政务公开都有着直接推动作用。
2020年12月29日，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在采购领域进一步支持中小企业发展。采购扶“小”助“微”，举措实在。
近年来，“采购”一词频繁进入公众视野。这一支出方式能发挥哪些政策作用？如何进一步完善采购工作？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采购范围不断扩大，功能不断升级
2019年，全国采购规模为33067亿元，占全国财政支出和GDP的比重分别为10%和3.3%。采购制度不仅规范和节省了财政支出，也承担起更多政策功能，有力支持了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
——提高采购公共服务资金使用效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购买服务”，是近年来服务提供方式的重大创新——从履职所需服务逐步向公共服务扩展，从初的环卫清扫服务向公共法律服务、公共文化服务、公共体育服务、医疗卫生服务、教育服务、助残服务、养老服务、青少年服务等领域延伸。
2020年1月3日，财政部公布了《购买服务管理办法》，对购买主体和承接主体、购买内容等作出规范。“未来，民生领域公共服务将更多交由市场提供，而购买服务选择承接主体环节，适用采购有关政策法规规定，能提升所购服务的性价比，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杨志勇说。
——购买贫困地区农产品，助力脱贫攻坚。
目前，来自全国22个省份、832个贫困县的“扶贫商品”，正在财政部和全国供销总社打造的“贫困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上被各预算采购单位批量选购。截至2020年12月27日，这个简称为“832平台”的采购电商平台累计上架商品9万多款，累计成交总额破80亿元。
“将采购政策融入脱贫攻坚战，有助于帮助贫困人口增收脱贫，促进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和贫困地区产业持续发展。”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申学锋说。
——扩大绿色采购范围，发挥环保示范效应。
“煤改电项目、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水源地保护、土壤污染防治等项目，主要由采购担纲。此外，采购使用节能环保产品，对全社会形成节能减排、绿色环保的消费习惯具有显著的示范效应。”杨志勇说。
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采购的“账单”上，全国强制和采购节能、节水产品633.7亿元，占同类产品采购规模的90%，全国采购环保产品718.7亿元，占同类产品采购规模的88%。
——扩大中小微企业采购合同份额，支持国家宏观调控目标实现。
早在2011年，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就印发了《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通过预留份额、评审优惠等措施，扩大中小企业获得采购合同份额。2019年，全国采购授予中小微企业合同金额为24519.1亿元，占全国采购规模的74.1%。2020年末的新政策，进一步扩大面向中小企业的采购份额，将更有力地支持该类企业的发展。
提高采购规范性、透明度，“明白账”促进政务公开
2020年7月，随着供应商在广西采购中心“政采云”平台远程开标大厅上成功完成投标文件线上解密，广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物业服务采购项目进入开标程序。
“不见面开标”减轻了竞标企业负担，利于防控，也提高了采购效率，这是“互联网+采购”改革的新成果。开评标全程线上操作，步步留痕，在线问询应答全程公开透明，可以有效减少采购领域腐败行为。
“党的以来，采购管理体制日趋完善，不断丰富以公开招标为主要采购方式的采购交易制度体系，稳步推进‘互联网+采购’，加强中央和地方电子卖场建设，提升采购效率，全面清理采购领域妨碍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优化采购营商环境。”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说。
建立全流程信息公开机制、开展“阳光下的交易”，是近年来采购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2020年财政部明确，中央预算单位实施的所有采购项目，应当按规定向社会公开采购意向，进一步提高采购透明度，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参与采购活动，提升采购绩效。
近年来，各地不断提升采购透明度，取得了明显的节支成效。例如，中央国家机关采购中心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事业发展中心的失能老人养老服务项目中节约采购资金315.065万元，节约率达到39.38%。
“完善采购政策，不仅节约财政资金，对于推进预算绩效管理、促进政务公开、遏制腐败都有着直接推动作用。”杨志勇说。
加快建立现代采购制度，扩大采购规模、提高采购效率
“我国采购制度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成熟度还不够，还不能完全适应当前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认为，目前采购制度存在采购交易制度管理较为粗放、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采购代理机构和评审的履职水平有待提升等问题。
在许宏才看来，这些问题会导致采购效率和满意度较低、限制采购政策实施效果等情况。
为此，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为破解当前采购中的问题，将按照中央深改委通过的《深化采购制度改革方案》的要求，稳步推进相关改革举措。
例如，针对现行采购法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修订采购法律法规。再如，以“谁采购、谁负责”为原则，建立健全采购人对采购结果负责机制，完善采购人内控管理，提高采购人化采购能力。
“此外，还要进一步健全采购交易机制和强化采购政策功能。”该负责人表示，要推动实现“优价”的采购目标，结合不同项目需求特点、绩效目标、市场供需情况明确不同竞争范围、不同采购方式的适用情形，提高采购效率和资金适用效益。同时着力构建采购需求标准体系，完善采购政策执行措施。
“国际上采购一般占GDP的15%左右，在我国这一比例不到4%，还大有潜力可挖。”杨志勇说，应进一步完善采购法律法规体系，按照激励相容机制的要求设计更加科学的采购制度，激发采购人的积极性，让采购的政策作用得到充分释放。“说到底，还是要靠深化改革来加快建立适应市场交易特点的、激发各参与方积极性的现代采购制度。”
